“像羊羔一样”跟着美国，“欧洲政治风向标”荷兰怎么了？

过去两年，荷兰政府过半时间处于看守状态

与许多欧洲国家类似，荷兰不设针对政府首相的直选。通常情况下，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国会众议院选举被视为荷兰“大选”，是每届政府产生的基础。各党派根据所获选民票数的比例分配众议院150个席位。荷兰议会席位历来高度分散，多党联合执政是常态，通常情况下凑齐超过半数的席位（即至少76个席位）便可组成执政联盟。今年计票结果显示，中间派偏向自由主义的政党六六民主党和极右翼的自由党在席位数上持平，各获26个席位。

荷兰国家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沃特·库尔梅斯被任命为“组阁探索人”，负责与各党领袖接触，评估可能的联合政府方案。库尔梅斯曾长期在六六民主党任职，并在上届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后转任国家铁路公司高管。根据安排，库尔梅斯将于11月11日向议会提交初步组阁可能性的书面报告。11月12日，新一届议会将举行宣誓就职仪式。11月13日，议会将就选举结果及组阁方向进行公开辩论，并可能决定下一阶段是否指定“组阁信息人”推动具体谈判。

按惯例，荷兰组阁通常分为3个阶段：由“组阁探索人”评估可能性、继而由“组阁信息人”推动具体谈判、最后由“组阁人”敲定内阁名单。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首相人选则一般由执政联盟中议席最多的党派领袖出任，但也存在例外。比如，在2023年11月上届众议院选举后，成功联合组阁的4个政党中，有三党均反对议席最多的极右翼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出任首相。僵局持续许久，最后四党提名了一位执政联盟以外的无党派人士、曾任荷兰国家情报与安全总局局长的迪克·斯霍夫出任首相。

2025年以来，荷兰政坛倒戈连连、危机频现。自斯霍夫去年7月正式就任首相起，还不到一年时间，维尔德斯便于今年6月宣布，因在难民庇护政策上与执政联盟内其他政党存在分歧，决定退出执政联盟，导致联盟解体，新政府成了看守政府。因此，荷兰今年10月底才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六六民主党领袖、38岁的罗布·耶滕有可能成为荷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一位不愿具名的荷兰政界人士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选举中，荷兰民众采取了“策略性投票”。由于选前多个主流政党已明确表示不愿与自由党联合组阁，即便自由党得票领先，也难以组建稳定政府。当前荷兰民众更期待一个具备持续性的可靠政府，而非“随时可能垮台”的内阁，因此不少选票流向了自由党的“对立面”。有分析人士强调，荷兰的极右翼势力并未消失，其政治主张已渗透并分散至多个小政党中，荷兰整体政治格局正步入一个“多极化、合作困难且持续不稳定”的新阶段。

在社会分化、经济压力与移民议题交织的背景下，如何在多元力量间构建可持续的共识，已成为荷兰政治体系面临的核心挑战。历史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荷兰平均组阁时间超过90天，而最近三届政府谈判均耗时200天以上，2021年组阁过程更持续近300天。过去两年间，荷兰政府有超半数时间处于看守状态。观察人士普遍预计，本次组阁难度较大，且过程仍将漫长。

两把双刃剑：比例代表制和社会多元化

长期以来，荷兰被视为观察欧洲政治走势的重要窗口。从气候政策到移民治理，从欧盟一体化到社会价值观分歧，荷兰的政治变化往往先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数年显现，成为预示欧洲社会心态与政治方向的重要信号。

2002年，随着极右翼政治人物皮姆·富图恩等人走上荷兰政治舞台，一股强调反精英、反移民、反多元文化的民粹主义情绪在该国迅速抬头。两三年内，类似政治力量便在法国、丹麦、奥地利、意大利等国陆续崛起。

2005年，荷兰在《欧盟宪法条约》公投中出现否决结果，彼时欧洲主流政治话语仍强调“一体化进程不可逆转”。十余年后，英国“脱欧”公投、东欧多国在难民安置政策上与布鲁塞尔分歧加剧、“主权优先”与“欧盟共同决策”之间张力上升——这些都印证了荷兰当年所反映的社会情绪恰恰代表了欧洲基层社会对一体化节奏与方式的深层焦虑。

2023年，代表农民利益的荷兰政党“农民公民运动”迅速崛起，在省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成为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变化折射出欧洲在广泛推行绿色转型过程中，因成本压力、城乡发展差异与能源结构调整所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2024年以来，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农民抗议、能源账单政治化、绿色议程推进受阻等现象，荷兰再次成为预示欧洲政治风向的“先行者”。

荷兰被视为“欧洲政治风向标”，其背后有着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原因。在政治制度上，荷兰众议院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各党派无论大小，都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也就是说，一个政党只需获得0.67%比例的选票即可获得一个议席。例如，今年众议院选举中，“农民公民运动”获4席，社会党、动物党等5个小党各获3席。这一方面体现了荷兰议会广泛的代表性，即便规模很小的政党也有机会在议会发声；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众议院难以产生占据绝对多数的单一政党，任一政党获得过半席位（76席）的可能性都极低。以今年选举为例，即便是获得26席的六六民主党或自由党，若欲牵头组阁，也至少需联合三个或更多政党。这种高度碎片化的格局，使得政府组建过程中的谈判异常艰难。如今，类似的政治碎片化现象在比利时、德国等欧洲国家也日益普遍。

在社会文化方面，荷兰社会有着多元文化背景，这使其成为最早开始讨论欧洲价值观与社会认同议题的国家之一，相关问题随后也成为欧洲大陆范围内的普遍挑战。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荷兰全国人口为1790万，其中有移民背景的人所占比例接近30%。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环球时报》驻荷兰特约记者时常能够感受到一种“开放文化”与“焦虑心态”并存的复杂氛围。社区中常见语言课程、文化中心与混合民族学校，企业也常组织文化敏感性培训、语言支持与多元团队建设。然而，不少第二代移民仍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一位土耳其裔青年坦言：“我出生在荷兰，讲荷兰语，却常被问‘你从哪里来’。”与此同时，荷兰社会对物价与房价上涨、气候政策等议题的讨论也早于许多欧洲国家。如今在欧洲常见的“社会开放却倍感压力”“系统看似稳固实则脆弱”等公众心态，早在数年前便已在荷兰浮上舆论水面。

荷兰社会的多元性还体现在活跃的各类利益团体中，包括环保、动物保护、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这些团体在欧洲各国虽不罕见，但荷兰的一系列制度化沟通机制使其声音能更直接地嵌入政策制定过程。例如，在“共识政治”传统下，最低工资、养老金改革等民生议题通常由政府、雇主与工会三方协商决定。议会实行“游说登记制度”，各类团体可预约与议员、部长或政策顾问会面，进而影响立法进程；政府在制定法案前也常公开征求意见，接受各利益团体的书面建议。此外，经审批的示威集会是荷兰社会常见的表达方式，这些活动通常经过审批，定时、定线路进行，《环球时报》记者周末常听到街上游行的声音。

尽管如此，有分析认为，纵观欧洲整体地缘格局，荷兰在国家体量、政治与军事影响力方面仍属有限。即便其政治实践具备“风向标”意义，对全欧的实际引领作用仍难以与法、德等欧洲核心大国相比。

“问题始于荷兰政府，也应由其推动解决”

回顾近两年荷兰政坛的起伏与政策转向，越来越多人不禁追问：荷兰怎么了？2023年7月，时任荷兰首相吕特因执政联盟内部政见不一向国王提交辞呈，转而谋求北约秘书长职位；同年9月，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被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口高新光刻机；再到今年9月30日，荷兰政府突然发布行政令，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临时接管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不当干预企业内部事务。事件愈演愈烈，10月26日安世（荷兰）宣布停止向安世（中国）供应晶圆，导致后者无法正常生产，引发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动荡。中方本着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负责任态度，已于11月1日宣布对符合条件的相关出口予以豁免，并同意荷经济部派员来华磋商的请求。

《环球时报》驻荷兰特约记者与业内人士交流获悉，荷兰政府针对安世的行动没得到该国国内各方一致支持，也没得到欧洲国家政府和工商界的一致认同。德国《经济周刊》的社论在标题中抨击此举是“荷兰政府罕见的愚蠢举动”。文章认为，这一攻击全球供应链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欧洲汽车制造业。据彭博社报道，有荷兰左翼党派成员在选举前的辩论中猛烈抨击该国经济大臣卡雷曼斯称，相关部门采取这种行动之前本应该与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协调。据荷兰《人民报》报道，安世半导体母公司闻泰科技的荷兰律师批评说：“荷兰经济部像温顺的羊羔一样跟着美国政府。”

荷兰政府社会文化规划办公室上个月发文称，59%的荷兰民众认为本国正朝错误的方向发展，民众在选举前普遍对国家和政治感到无能为力且沮丧。“安世事件加深了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英国彭博社报道称。由于荷兰政府出手干预的时间临近众议院选举，多家媒体认为，此举进一步加剧了荷兰政治不确定性以及民众对营商环境的担忧。来自荷兰汽车行业游说团体的格罗尔表示：“问题始于荷兰政府，也应由其推动解决。”

[环球时报驻荷兰特约记者 丰成 张亮 环球时报驻比利时特派记者 牛瑞飞 环球时报记者  李萌]

责任编辑：陈建瑞 SN243